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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幼教] 早期的語言環境,對孩子學習能力和性格的形成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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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早期的語言環境,對孩子學習能力和性格的形成影響巨大。最好的教育不是學校,而是父母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每一次交談和互動。


3000萬詞匯差距初現

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主要由父母職業、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人決定。來自各個階層的42組家庭被選中參與此次的研究工作, 其中處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有13個, 處于中等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有10個, 處于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有13個, 還有6個家庭處于貧困水平。研究者將持續關注孩子們從9個月到3歲的成長狀況。有穩定的家庭作為研究對象非常重要。也就是說, 這些家庭有固定電話可以供我們聯系, 有固定的居所, 并且愿意在未來的幾年里住在這個區域, 不搬走。

原本該項目選了55組家庭, 但后來有4家搬走了。研究者不得不中斷觀察研究和數據收集。其實, 這幾組家庭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們的數據對后續研究特別有益。由于個別家庭的不穩定, 研究在一開始進行得并不那么順利。

哈特和里斯利很清楚, 他們的研究只能從每天獲得的零散信息人手, 因而他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因為我們無法確認到底孩子們一天中的哪一個部分對詞匯積累有用, 所以我們只寄希望于每天獲取更多的信息, 這樣才更有助于我們發現更多的可能性。”

研究整整進行了三年。這三年中的每個月他們都會舉行將近一小時的研討會, 整個會議的情況他們用音頻和筆記記錄下來了。一切為了孩子, 為了一切孩子。哈特和里斯利組建的這個團隊非常了不起, 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該項研究中, 三年里沒有一個人請過一天假。三年的努力和付出后, 他們又開始了第二個三年的工作------對收集的數據進行細致觀察和分析。哈特和里斯利最終得出了研究結論。

計算機使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信息的瞬息萬變, 如今只需輕點鼠標, 我們就可以即刻搜索到想要的答案。但在當時, 哈特和里斯利扣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兩萬個小時去分析那些復雜的數據, 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 大部分工作是由哈特完成的, 托德·里斯利曾經開玩笑地把她稱作“工頭”。但是在我看來, 貝蒂·哈特就是個無名英雄。正是由于她對科學精益求精的態度, 數據的收集與分析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 這些數據是研究兒童早期發展的重要資源。我個人認為除了哈特和里斯利, 再無他人可以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研究。哈特和里斯利才是真正的天才!

盡管哈特和里斯利的初衷是為了尋找“差異性”, 但是他們最受矚目的研究成果卻是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的“相似性”。

哈特和里斯利說:“在發展的過程中, 每個孩子的相似性逐漸顯現出來。我們明白我們應該看到孩子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表現。”

孩子們的家長也有相似之處。父母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 各個家庭在很多方**有一致性。比如, 孩子們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有了共同的文化認同。他們會引導孩子們說“謝謝”, 詢問孩子“要上廁所嗎? ”哈特和里斯利的報告顯示, 盡管家長們的社會經濟狀況不同, 但他們都想做正確的事, 把這些頑皮的小家伙教育好。這會耗費他們很多精力, 但他們愿意努力去做。

哈特和里斯利在報告中寫道, 我們驚奇地發現父母天生具備規范孩子們的能力, 這樣的規范本身就為孩子們的語言學習提供了最佳條件。最終, 我們跟蹤的所有孩子都學會了交談, 和家庭成員能愉快地交流互動。這些能力是一個孩子人學前應該具備的。

然而, 從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差異。比如從研究一開始, 我們就發現每個家庭里面父母說話時使用的單詞數量會不同。通過半年的觀察和數據收集, 研究者估算出了每個家庭和孩子對話的時間。當然, 研究小組也曾在輪流走訪中遇到一些相對“沉默”的家庭, 父母和孩子幾乎“零交流”。在一小時的時間里, 我們發現有的家庭花了至少40分鐘的時間和孩子對話交談, 而有的家庭僅花了 20分鐘。

久而久之, 家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驚人。這同樣也與每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有關。在一個小時內, 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平均聽到的單詞數量是2000個。貧困家庭的孩子聽到的單詞僅僅只有600個。另外, 父母對孩子的回應也是有很大差異的。在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中, 父母每小時對孩子的回應有250次, 但在低社會 經濟地位家庭中, 父母對孩子的回應每小時不到50次。就拿家長對 孩子的口頭批準來說, 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每小時會聽到大約40個口頭批準, 然而, 貧困家庭的孩子聽到的口頭批準只有4個。

我們可以根據前八個月父母對孩子說話的量, 預測到孩子三歲時父母能對孩子說多少話。因為在研究的各個階段, 我們得出的數據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換句話說, 從研究初期到研究結束, 善于和孩子交流的父母會繼續和孩子保持著非常好的互動, 而那些不善言辭的父母, 即使孩子自己都會講話了, 他們同樣不怎么愛和孩子說話。

孩子早期聽到語言的多少真的可以影響他最終學習能力的高低嗎? 所有數據幫我們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的研究團隊付出了三年的時間, 歷盡艱辛, 得出的研究報告無一例外地證實了這一點, 可謂顛覆了傳統。是的, 社會經濟水平、種族、性別、出生順序都不能成為影響孩子學習能力的關鍵因素。不管這個家庭是富有還是貧困, 語言環境都是千差萬別的。因此, 早期的語言環境才是影響孩子最終學習能力的關鍵, 即, 父母應該對孩子說多少話, 應該怎么和孩子說話。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語言越多, 語言能力會越好, 與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會經濟地位沒有太大關聯。就這么簡單。我們得出的研究報告:

13~36個月兒童聽到的語句數

腦力勞動者家庭的孩子 487句話/小時

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 301 句話/小時

接受福利救濟家庭的孩子 178句話/小時

一年的單詞量 差距讓人很吃驚

腦力勞動者家庭的孩子 1100萬個單詞

接受福利救濟家庭的孩子 300萬個單詞

相差800萬個單詞

累積起來的 3000萬個單詞的差距

三歲孩子累計聽到的單詞量

腦力勞動者家庭的孩子 4500萬個單詞

接受福利救濟家庭的孩子 1300萬個單詞個

相差3200萬個單詞

三歲孩子掌握的詞匯量

腦力勞動者家庭的孩子1116個單詞

接受福利救濟家庭的孩子525個單詞

相差591個單詞


真正的差異

智商

詞匯量語言處理速度

學習能力

成功能力

潛力

大腦掌握思考和學習的區域在孩子前三歲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通過科學研究, 我們了解到語言發展是大腦發育的開始。父母對孩子說了多少話以及父母如何對孩子說話是影響孩子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錯過, 也許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當哈特和里斯利檢查這些數據時, 他們一致認可良好的早期語言環境對孩子的發展有積極影響, 惡劣的語言環境則產生消極影響, 包括孩子對詞語學習的消極影響。甚至會影響到孩子三歲時的智商。

“幾乎無一例外的是, 家長與孩子的對話越多, 孩子詞匯量增長得會越快, 孩子三歲后測試出來的智商會越高。詞匯量的確對孩子非常重要, 但如果強制或禁止孩子接收詞匯反而會扼殺孩子的語言學習能力。有的家長剛和孩子聊上, 就開始使用一些強制性的語句, 如“不要”“停下來”“不行”等。這就是我們曾經親眼目睹過的在孩子語言學習過程中比較失敗的例子。”

另外還有兩個因素對語言學習和智力發育是有好處的。一個因素是父母用不同類別的詞匯對孩子說話。如果父母給孩子說的單詞種類本來就少, 那就不要指望孩子到三歲時能說出豐富類別的單詞來。另一個因素就是全家人有一起聊天的習慣。哈特和里斯利發現一對不善言辭的父母是不可能培養出一個能說會道的孩子的。

“我們看到孩子們長大后的言行會和自己的父母很像。甚至在孩子完全會說話后, 他善不善談就要看他父母在家如何表現和示范的了。”

哈特和里斯利在理論上早就預測到兒童早期語言能力對孩子人學后學習能力的影響, 果然, 最終他們對預估結果感到非常滿意。當他倆和戴爾·沃克(Dale Walker)教授時隔六年后再次對孩子們進行問訪時, 他們發現孩子目前的詞匯量, 語言能力和學習成績就是他們幾年前預測的那樣。

研究最終的結果表明, 影響語言能力、學業成績和智商的因素開不是社會經濟地位。哈特和里斯利開創性的研究用確鑿的數據說明了兒童早期語言學習效果的確會影響其人學后的學業成績, 也就是說, 錯過對兒童早期語言能力的培養就可能造成孩子以后在學業上和其他同學有差距。然而, 這此數據乍一看, 好像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孩子的學習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似的, 但在結合兒童早期語言學習的經歷進行仔細分析后, 他們認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有一定影響力, 但它并不是絕對的。
他們發現了孩子入學后學業成績有差距, 這的確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不得不說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發現, 因為可以通過研究項目去解決它。

研究結果可信嗎

我向我的朋友兼同事弗拉維奧·庫尼亞(Flavio Cunha)博士提出了這個問題。庫尼亞是萊斯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 貧窮的成因及后果是他的研究重點。除了經常被人們稱贊“聰明”以外, 弗拉維奧·庫尼亞還是一位非常友好的人, 身上具備了許多美好的品格。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的追隨者, 弗拉維奧·庫尼亞對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做出了如下評估。

庫尼亞認為, 這項研究存在的問題是哈特和里斯利僅通過30份的一小時錄音樣本就確定了孩子的整體詞匯量。“這就好比我只研究了這一本書, 我就說你的詞匯量只有你在這本書里所使用的詞匯那么多。”此外, 雖然有的錄音時間都一樣長, 但由于有些孩子說話的次數較少, 也就無法準確知曉這些孩子還知道多少其他詞匯。能夠判斷出父母講話的影響更為重要, 是因為如果父母在家里講得多, 孩子就會有更多的反應, 而如果父母講得少, 孩子的反應就可能會相應地減少。而在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中, 與其說錄音是對習得詞匯量的評估, 還不如說它指出了父母的語言是如何刺激孩子講話的。

但弗拉維奧·庫尼亞認為, 確實存在兩項關鍵要素使哈特與里斯利的研究結果具有可信度:研究采用了智力發展的既定標準, 包括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和更重要且已經得到證實的長期追蹤數據。哈特與里斯利的研究和結論有力地驗證了早期語言對入學準備和長遠成就的影響。

但是, 是否一項歷時兩年半, 僅包含42名孩子, 且每名孩子每月只觀察一小時的研究就能得出如此有說服力的結論呢? 每名孩子的31個小時研究時間是否能代表那個孩子清醒時的15000個小時的情況呢? 重要的是, 31個小時的研究真的能預測孩子的未來嗎?

這是不是就是馬克·吐溫所說的“世上有三種謊言-謊言、荒謬的謊言及統計學”呢?

哈特與里斯利總體的研究目標是了解孩子幼年時存在的因素是否與孩子后來的學業表現有關。如果有關, 孩子最終的學術成就是否能通過一項設計完善的程序得到提高呢? 更確切地說, 哈特與里斯利想要了解, 在父母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孩子的早期經歷中, 是否存在某種讓他們學習成績優異的因素, 而這種因素卻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所缺乏的。

最初, 有人擔心對數據的廣義解讀偏離了數據的實際范圍。在《早期的災難》一文中, 他們引用了這樣一句話:“研究者們提醒大家不要將他們的發現推及那些他們的研究所沒有涵蓋的人和情況。”不過, 最終哈特與里斯利同意, 他們的數據證明了早期語言經歷可以預測孩子的最終學業成就, 這甚至意味著他們項目中的問題很有可能得到改善和解決。

實際上, 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可能低估了其發現的重要性。為了使研究具備“永久性”和“穩定性”, 他們的研究中沒有包含被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稱為“真正的劣勢階層”的那些人。也就是雪莉·布萊斯·希斯于1990年所說的那些“幾乎一言不發地與單身母親生活在公共住房里”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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